台灣世界史討論會 第十回紀要
時間：2010年6月11日(五)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綜合教學大樓6樓 605影視教室
本次討論會首先由中興大學文學院林富士院長和歷史系羅麗馨主任致詞歡迎與會的學者與同學。在台灣世界史討論會的發起人楊肅獻教授簡述本會要旨和台灣的世界史研究概況及願景，並簡述討論會的進行方式後，討論會正式開始。
主持人：余文堂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發表人：林志龍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主題：Containerisation in Australia: The Formation of the Australia-Japan container line
林志龍教授長期從事國際航運史的研究，本次的講題〈澳洲海運的貨櫃化：澳洲與日本間的貨櫃航線〉正是延續此一脈絡。現代的貨櫃運輸涵蓋海、陸運輸等一系列的過程，但到1940年以前大多數國家的海關並不允許裝箱的貨物直接由海路轉陸路或陸路轉海路運輸。在澳洲甚至連內陸運輸都必須經過將貨物卸下重新裝載的程序。貨櫃化運動在初期受到政府法規的限制極大，儘管如此，貨櫃化運動因二戰之故，在美國首先開始，1950年代之後因越戰而在亞洲受到注意。
林教授在從全球貿易發展的角度說明貨櫃船運動的源起以及該運動之意義後，將視角拉回亞洲和澳洲：澳洲與世界上主要市場的距離遙遠，使其嘗試進入距離相對較近的日本市場。另一方面，澳洲人口不多而勞動成本高昂的特質使得以澳洲為進出口市場的英國商人有使用貨櫃船的需求。在法令限制之下，英國商人們在澳洲成立子公司，合資建造貨櫃船。1971年起澳洲實行更嚴格的國有化政策後，雖然澳洲政府得以同時掌握數間貨櫃船公司並透過日本-澳洲航線上的小型日本公司以進入日本市場，其貨櫃船化的結果卻是虧損而非獲利。
發表人：李今芸 (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主題：Chinese Hair and Hairnet Manufacturing in Vysočina
李今芸教授畢業於斯洛維尼亞的盧布亞那大學，其發表論文討論中國之「頭髮」與Vysočina(近捷克首都布拉格)之髮網製造業。由於髮網之製造源自捷克，故本文乃是與捷克Palacký大學的Lucie Olivová教授合作，運用檔案館資料輔以口述材料完成。
本論文之主題乃是李教授在翻看海關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中國頭髮的出口數量頗高，進而注意到髮網製造這項產業。捷克的髮網製造業，進口中國的頭髮，將之加工，經過清洗、軟化、漂白、上色等程序後製成髮網外銷至美、英、德等國。原料進口的選擇方面，選擇中國的頭髮乃因中國人(蒙古種)的頭髮較粗且富韌性不易斷裂，適合加工。中國髮網的出口各省皆有，但19世紀中國的技術不足，僅能從事出口，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在山東一地因為德、英的商業競爭而發展出髮網製造業。
捷克的髮網業乃是Vysočina的猶太人Bondy帶起：他繼承了其父的頭髮加工廠後，開始從事髮網製造，從而使該區域的髮網業蓬勃發展。髮網的實際製作方面，採用包買制，由工廠廠長之下的業務員至各個村落接洽、教導村中的婦女、小孩製作。貧窮的Vysočina農耕時間短，居民的耕作土地亦少，使得該區域居民有意願從事髮網製造；該地的紡織傳統則使他們具備從事該產業的條件。
李教授認為捷克髮網製造業不僅在國際關係、國際貿易具有獨特意義，也是上、下階層經濟關係的一個縮影。
綜合討論
本場次兩位發表人的主題對與會者來說都屬相對陌生的議題，即使是發表人也對於彼此的論文相當感興趣：林志龍教授首先就從國際航務的角度請教李今芸教授，兩人的問答除使本場次的兩篇論文出現極具意義的交集外，也使得大家更能從全球觀點來認識這兩篇論文。中正大學郭秀鈴、史語所張谷銘、政治大學林美香、中正大學孫隆基、輔仁大學王芝芝、中興大學陳樂元、交通大學陳仁姮等學者也分別就貨櫃化運動前的運輸概況、髮網的功能和髮網業出現的歷史背景、商人的角色……等議題向兩位發表人提問。
主持人：周樑楷(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陳正國 (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
主題：里斯本大地震對英國思想界的影響
第二場討論會首先由中研院史語所的陳正國教授進行發表。陳教授的講題〈里斯本大地震(1755)對英國思想界的影響〉之發想一方面與台灣多地震的特色有關，另一方面則因里斯本大地震在18世紀的歐洲史中有特殊地位，不少知名學者如：康德、伏爾泰和盧梭等人均討論過此事(康德在得知里斯本大地震一事後，嘗試對地震之原因做出科學性的因果解釋)。陳教授本文的目的在了解為何該地震對於法、德的啟蒙思想界影響甚大，但在英國的討論卻相對沈寂；以及其中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差異為何。
陳教授先舉出在亞當˙史密斯1761年再版的《道德情操論》中的一段文字：「讓我們假設，偉大的中國(支那)帝國及其廣大的居民，在一夕之間被地震所吞沒」，那我們會怎麼做？這段文字看似與里斯本大地震無直接關聯，但更能體現蘇格蘭啟蒙對於災難的反思——史密斯在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理論》的初版時，並未寫下這段文字，也就是說，這是史密斯用來加強論證的手段。史密斯之所以選擇中國作為想像災難的苦主，固然是因為中國在公共意識、文學想像、或者讀者心理上與英國或歐洲相當鄰近或親近，因此其戲劇張力也就夠強。但事實上，中國在地震文獻上原本就是常客。歐洲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地震並不陌生。
更重要的，他這種加強論證的手法正和蘇格蘭對於里斯本大地震的集體沈默有關：中國在現實上的遙遠距離讓史密斯便於帶出「消極情感」與「積極情感」的討論——「地理距離」會影響我們的道德感或情愫的發生。他關注的是地理距離所隱含的社會關係：面對面的關係、血緣關係、鄰人關係都會影響人們的道德感受。里斯本所在的葡萄牙雖因恪守天主教而不受英國人所喜，它畢竟在歐洲，屬基督教文明。英國讀者與葡萄牙的互動雖不頻繁，相較於中國，葡萄牙與英國社會/民族仍有某種程度的親近關係，故有些宗教證道辭就特別強調葡萄牙作為基督教的一員，因此特別鼓勵英國信眾對於里斯本大地震要有足夠的慈憫。對英國社會而言，中國是非基督教國家，與英格蘭不屬於同一個社群；中國可以用來激發史密斯的讀者的想像，但不會被當作「同文同種」的基督教國家來同情。
史密斯以此作法導引人們對陌生人之間的道德原則的進行思考，他認為同情心的作用會因自己與他人的親近關係之不同而有強弱等差之別。在某些方面其前提與其業師哈其森(Francis Hutcheson)的觀點一致(哈其森道德論述的主要目的，是想以新的哲學語言，重新論證傳統德行諸如好善樂施等等的道德位階)。哈其森在指出曼德維爾等人的自利學派的錯誤時，忽略了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自利論述中的一個關鍵概念：陌生人。曼德維爾強調，人類的確有憐憫之心，但對於陌生人，「同情」若不是不存在，也是極為有限。因為同情出於感官印象，是經驗世界的活動。地理上的距離必然會減弱感官印象，同情也因此隨之消失。曼德維爾因認識到身處於商業社會而提出其自利理論，他的這種認識也是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尤其是1750年之後蘇格蘭啟蒙思想的重要特徵。雖然哈其森的著作裡沒有此一特徵，他的學生亞當˙史密斯卻是率先表達商業社會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獨特階段的啟蒙思想家。
史密斯認為，商業社會的人性基礎是「消極情感」，例如在得知陌生的中國全數死於地震時所表現出來的冷淡；但在人也能表現出高尚的「積極情感」，例如「能出現為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利益的行為。」消極情感與積極情感的關係並不是直線式的因果關係，兩者之間有個社會機制，且這個社會機制使看似矛盾的這兩組行為模式，成為人類日常生活中最常見且並行不悖的道德型態。「社會」這概念在蘇格蘭啟蒙中佔據極為重要的位置，史密斯希望建構一個商業社會的道德基礎：這個道德基礎與商業社會的人倫主軸有關，那就是陌生人如何結成「社會」。對史密斯來說，只有「正義」(justice)，而非美德，能真正成為商業社會的道德基礎。商業社會的最重要道德指標是「合宜」(propriety)，也就是「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拒絕自己的最大利益」，也就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雖然他和曼德維爾都認識到「交換」是商業社會的原則，「合宜」這項附加條件使兩人的見解有根本差異。在史密斯看來，在以具備平凡德性的陌生人所組成的社會中，只要正義原則能夠展現，商業就能繁榮發展。
發表人：楊子政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主題：英國左派之社會主義的想像，1945-1997
台北大學歷史系的楊子政教授是本場次的第二位發表人，他的論文題目為〈英國左派之社會主義的想像，1945-1997〉。鑑於二十世紀以來，英國左派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以不同之方式去描述、定義、想像未來所謂的「社會主義」體制，楊教授以英國左派關於社會主義之想像與定義為主軸進行分析，探討對於社會主義之不同詮釋版本，把關於社會主義的想像和定義置放於變動的歷史脈絡中去考察，對社會主義之想像進行「歷史化」的工作，以檢視其流變和發展。藉此我們可以對政治論述和政治認同如何被建構有更進一步了解。
本論文主要探討1945至1997年期間英國左派政治路線的調整、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政治論述的重構，分析英國左派對古典馬克思主義中之基礎/上層建築概念所進行的辯論與修改，以及所引發對於社會主義之想像與定義的改變，說明尋求改革的英國左派人士經由否定了經濟決定論以及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解構了傳統階級政治與工會運動的理論基礎，重新定義了所謂社會主義政治的內容，進而促成了英國左派政治運動的重組。
工黨自1906年建黨以來，其路線就是由工會運動主導：1906年建黨時，工會人士採用「工黨」之名即為顯例。1910年代起，工黨內部的社會主義團體一直嘗試將社會主義的目標寫入工黨黨章，到了1924年的國會大選，工黨首次在綱領中明確指出，其「長期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共同體（Socialist Commonwealth）」。儘管這項特徵加深了英國對俄國革命的恐懼，從而導致工黨政府在該次大選中的挫敗，1930年代工黨的社會主義認同反倒進一步深化，並形成一種「國家主義」式（statist）的「社會主義」——此種思維顯著的體現在1945年上台的工黨政府的政策中，且一直到1960年代，這個版本的「社會主義」也是英國左派各個主要團體對於所謂「社會主義」的共同想像。
1964年威爾森（Harold Wilson）領導工黨贏得國會大選，工黨「國家主義」式的社會主義的論述再次獲得確認：威爾森那「科技革命」、「民主計畫」的口號，再次確認了自1930年代以來工黨人士的想像(以「社會主義」指涉經濟體制：在此經濟體制下，政府將以國家機器的力量去推動經濟發展的計畫、干預自由市場的混亂與弊端、而相較於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將是一成長更為迅速、運作更有效率、分配更為公平之經濟體制)。不過，自1960年代中期開始，威爾森政府即陷入危機：此一經濟體制的前提是資本主義將不斷成長，但在威爾森執政期間，英國的工業發展停滯、經濟衰退等現象使得宣稱將消滅資本主義的工黨政府，在實踐上反而必須去治理資本主義的危機。自1966年開始的一連串罷工浪潮使工黨政府與工會運動之間產生劇烈的緊張關係，從而導致歷屆工黨政府那「國家主義」版本的「社會主義」論述陷入嚴峻的危機。
從1970年代開始，一些新左派理論家(如：Ernesto Laclau）與英共改革派人士(如： Eric Hobsbawm）等人合流，在理論上與實踐上對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進行徹底的批判與質疑。他們對上層建築自主性的強調，使他們對何謂「資本主義」與既往的詮釋有很不一樣的定義；「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只是一個經濟生產模式，而還包括了文化、政治、社會等層面。因此，他們主張資本主義不僅只是生產的體系，而是整個社會生活的形式，以其運動對抗所有事物。換言之，在這種新的想像方式中，社會主義應去解決的問題不應只是資方的剝削，更關鍵的還有父權的壓迫、族群的歧視、環境的破壞、甚至異性戀的霸權等。
1979年起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政權的優勢使工黨的政治路線朝向與前段不同的方向發展：工黨內部的逐漸掌權的「強硬派」（hard left）認為黨在選舉中失利是肇因於過去歷屆工黨政府背叛了社會主義的原則，因之遭選民所背離。這種強硬路線使黨內部分溫和派人士退黨並於1981年另行成立社會民主黨（結果是工黨在1983年國會大選中遭遇了1922年以來的最大挫敗）。
反對工黨強硬派路線的改革派認為英國左派革新的首要工作是去擊退工黨強硬人士的抗拒力量。1980年代中期開始，這群改革派開始強調經濟領域的新興趨勢，諸如全球化、消費社會的興起、產業結構的轉變等，已經使得傳統左派「國家主義」式的經濟政策無法因應上述新的變化。他們強調向中間移動的論述顯示他們對「社會主義」有了頗為不同的定義與想像：認為社會主義乃是一價值體系，而非任何特定的經濟生產模式；社會主義係指對於正義、平等、民主等價值的追求，至於應使用何種手段完成上述價值則應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不同的方式。因此，他們質疑福利國家、產業國有化等政策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可行性，並把抵抗社會各層面的權力壓制視為新時代所謂「社會主義」的目標。
工黨在1987、1992年國會大選又經歷兩次挫敗，在此期間其政治論述與政治策略亦不斷地向中間移動。1994年布萊爾（Tony Blair）接任黨魁後，工黨更進行了徹底的改變，在經濟政策上，揚棄了傳統「國家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思維，接納了市場經濟並主張改革福利國家。1995年後的工黨對於所謂「社會主義」的定義與想像，已和1980年代末期新左派與英共改革派人士的論述頗為相似。
綜合討論
本場次的討論時間包括單篇論文的討論和兼及兩篇論文的討論。單篇論文的提問時間：中正大學孫隆基、東吳大學林慈淑兩位學者先就各自的研究和教學的經驗向陳正國教授進行分享與提問；交通大學陳仁姮、成功大學李鑑慧、成功大學張勝柏、中興大學林志龍、輔仁大學王芝芝等學者亦分別就英國社會主義對福利和理念之歷史脈絡，以至於理念之傳播媒介等方面向楊子政教授提問。綜合討論時間則有輔仁大學崔國瑜、政治大學林美香等學者和研究生提問。
主持人：王芝芝(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延續去年之例，本次討論會的第三場是由三位研究生進行發表：
發表人：張倚齊 (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生)
主題：試論南非戰爭第一階段英軍防衛問題—以納塔爾與開普殖民地為例
本場次的第一位發表人是中興大學的張倚齊同學，他以英國在殖民史上所遭遇的逆境—布爾戰爭為主題，寫成論文〈試論南非戰爭第一階段英軍防衛問題—以納塔爾與開普殖民地為例〉。第二次布爾戰爭(Second Boer War)是南非戰爭(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的別名，是大英帝國與兩個布爾共和國－南非共和國(Suid-Afrikaansche Republiek，或稱德蘭士瓦Transvaal)與奧蘭治自由邦(Oranje Vrijstaat)的大規模衝突。
張同學在概述戰爭該階段(1899年10月至1900年2月)的經過以及英方所遭遇的挫敗後，說明了英、布雙方在南非的軍事概況，並進一步探討該階段英軍作戰失利的原因：各地區支援不易。南非幅員遼闊，發生戰事的地區離布爾人很近，卻離英軍大本營開普敦很遠，英軍在鐵路運輸和通訊上的缺陷，使其軍力被分散和切割。加上英軍的步槍戰法未能與時俱進，只會採用死板的密集編隊射擊等因素，致使他們不但未能有效地打擊布爾人，反倒受到嚴重的傷亡。
布爾人發起戰爭的目的在取得獨立，多未對英軍趕盡殺絕，且在作戰上缺乏統整性。反觀英軍能夠記取該階段的教訓，使得戰局從此改觀：1900年2月後，新的英軍總司令羅伯茨重新組織南非的英軍，並針對戰爭初期的缺點進行改善，戰事開始對英軍有利。
發表人：鍾友全 (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生)
主題：不列顛黨派的形成：大衛‧休謨的觀察
臺灣大學的鍾友全同學的〈不列顛黨派的形成：大衛‧休謨的觀察〉一文，從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休謨David Hume的論著探討休謨如何認識英格蘭黨派的源起與發展。鍾同學首先簡介歷史研究在休謨思想中的地位：在休謨所標榜的人性科學中，歷史研究是必要的研究途徑，故黨派問題也得從歷史中探尋。追索英格蘭黨派的形成與演變可說是休謨進行歷史研究最主要的動力與關懷——這也是他撰寫《英格蘭史》的主要目的之一。
接著鍾同學搭配當代對於英國政治史中黨派研究的成果，討論休謨對於不列顛黨派性質的劃分。休謨在對不列顛黨派進行歷史描述與分析時，特別著重在黨派的政治綱領；除了使黨派產生的憲政體制因素外，他也特別分析了在光榮革命前後，黨派在政治原則上的修正，以及不同類別的黨派間的關係。休謨的核心論題是：輝格黨與托利黨、朝廷黨與在野黨這兩個黨派系統間的內容與關聯，以及光榮革命做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危機對黨派系統帶來的衝擊與轉變。
此外，鍾同學亦討論了休謨的歷史敘事如何呈現不列顛黨派的性質：鍾同學先呈現休謨對「排除法案危機到詹姆士二世即位」和「詹姆士二世即位到光榮革命」這兩個時期的敘述，進一步說明休謨如何看待光榮革命這個英格蘭史上的大事件的衝擊。最後，由於休謨常改寫其著作，鍾同學將休謨看法的演變，與休謨的書信集互相參照，討論休謨在進行歷史書寫時的意圖與態度。
發表人：黎世輝 (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
主題：亞當斯密〈天文學的歷史〉及其哲學體系的歷史性論述
臺灣大學的黎世輝同學「亞當斯密〈天文學的歷史〉及其哲學體系的歷史性論述」：1795年出版的〈天文學的歷史〉為亞當˙斯密在其遺囑中聲明要銷毀著作之一，黎同學以該文章為核心探討斯密著作中體系(system)與原則(principle)的觀念。
黎同學先說明〈天文學的歷史〉所包含斯密思想的兩個重要面相：其一，這是一部哲學性的歷史論文，對哲學問題進行理論性的歷史研究；其二，十八世紀「以史為證」的輿論氣候，使得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習慣以歷史研究的方法去討論其他重要議題——斯密從天文學歷史的探究，說明哲學探索的基本原則。
其後，黎同學探討了斯密體系(system)觀念的形成及其傳承，並以斯密對牛頓的看法從反向闡述斯密「體系」的內涵：雖然斯密對牛頓的評價相當崇高，根據斯密的論證和他對人類思維能力的信心，牛頓的理論並不是永恆不變的真理。在〈天文學的歷史〉中，牛頓的體系在該時代固然是完美適用於物體運動的簡單基本法則，但斯密認為即使沒有牛頓體系的出現，歷史上其他體系的產生也足以說明人類哲學探索的法則及其歷史過程。
綜合討論與閉幕
在這個以研究生為主角(發表人)的場次，在場的研究生也踴躍提問並分享其意見，如：輔仁大學黃鈺婷同學就亞當˙斯密在〈天文學的歷史〉中的重要概念向黎世輝提問。中正大學孫隆基、史語所戴麗娟和史語所陳正國等學者也分別向發表的研究生提問並給予建議。在三位發表人的回應後，逢甲大學的周樑楷教授應楊肅獻教授之請，對本場次討論會的三位研究生論文進行講評。
最後，楊肅獻教授代表所有與會者向本次討論會的工作人員表達感謝，並為本次的全日討論會劃下句點。
-----------------------------------------------------------------------
感謝各位老師、同學參與本會今年度的全日研討會。期待您參與9月的第11回討論會。
台灣世界史討論會 敬上
記錄人：黃智新
錄音檔若無法正常開啟請按右鍵，選取「另存目標」下載
(若欲下載亦同。因為MP3檔案瀏覽器不會自動跳出存檔的選項)。謝謝。
留言
張貼留言